编辑手记

    采访况晗，缘于《胡同档案》插画系列的出版。看似简单的黑白阴影映入眼帘，整个人便瞬间安静下来。后来又购买了其与陆原老师合作出版的图文画册《消失的胡同》。强烈的好奇心让我拨通了况晗的电话，表明了想约见采访的意愿。起初只是请他就《胡同档案》每幅画作的创作过程进行讲述，后来常规的采访变成了聊天。在有关“胡同”的聊天中，他提及最多的便是“历史”一词。按照况晗的说法，他的性格比较“闷”，不喜热闹，独爱在工作室里抽烟创作。在我看来，这种性格的人会怀旧也在意料之中，只是这种怀旧多少参杂了些许无奈。况晗最钟爱灰色，我问他是不是生活处事方面也比较中庸，他想想点头。在胡同创作的近20年中，尤其是近几年胡同拆迁以及城市建设的浪潮中，他肯定不会是手拿号角号召全民关注历史文化保护的斗士，但肯定也不会是只知“围观”和作画的好好先生。没有大声疾呼，况晗将对胡同的留恋用自己的笔清晰地画了出来，这种力量是当初让我安静的力量，也许也是最适宜当下社会环境的力量。

在未来六期《胡同·记忆》中，我们将为你展现每幅画作背后的创作故事和每个胡同的历史变迁。

专访

■　本报记者　张小雅

    建行报：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胡同铅笔画的创作，为什么？

    况晗：91年开始画胡同，那时候我爱人的户口还没调到北京来，所以我就住进了胡同里。整个房间只有9.13平米，基本上放下床以后，连桌子也摆不下了，再摆个炉子，吃饭都是在床上吃。周末也没什么事儿干，就开始画胡同，其实第一张胡同是水彩画，水彩的味道就没有铅笔画看着那么朴实。那时也没什么目的，就是为了消磨时间。

    建行报：您的创作一开始是无意之举，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责任感去关注胡同？

    况晗：转折是在我出了第一本书——《留住胡同》之后，这本书是我和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一起吃饭时启发的灵感。当时我正在为书名而苦恼，而且媒体方面对于胡同和拆迁的报道都很谨慎。文化参赞对北京的胡同特别感兴趣，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决定回国，突然间我脑中就出现了“留住胡同”这几个字。出完这本书以后，03年11月30号我搞了个展览，头一天晚上北京突然下大雪，第二天下午两点在云峰画苑开展，竟然围满了人，几位80多岁的老爷子带着全家人来看，让我特别感动。老百姓拉着我给我出点子，说哪里胡同要拆了，哪里要变了，生怕我走了，拉着我可以一谈一下午。紧接着就是媒体记者的采访和报道，那个礼拜到后来我连说话都说不出来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在开这个画展之前就是转到哪儿画到哪儿，之后才开始注意哪儿快拆了。其实93-96年这三年我已经留存了不少关于胡同的影像资料，差不多有1万多张。但还是晚了，现在金融街那一片没有留下什么资料，西城留下的相对较少，很遗憾。

    建行报：建筑是一个城市的语言，您怎样看待北京的胡同？

    况晗：北京的胡同，历经风雨、荣辱，就像一部厚重的史册，记录着胡同的沧桑，描述着胡同里一个又一个的故事......

    北京胡同历经了七百多年，风风雨雨洗刷七百多年，难道不是自然的吗？古老的墙壁上留下的墙缝可不是人为的，在我眼里，她跟九寨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形式不一样，所处地理位置不同，产生的效果不同，但理是同一个，她应该是自然的产物。虽然起初是人为建造的，但你看胡同墙上斑驳的痕迹，残破的瓦片、还有爬满墙头的爬山虎，哪里是人为可以弄出来的？哪个经过修缮的门楼还能有纹理，这些东西是没法人造的，它们都是风吹日晒一点点剥落、裂隙的。即使给它拆下来一块一块的做好，也做不出来，所以它还是自然的产物，时间的产物，房檐上的肌理条纹其实和九寨沟里被水磨圆的石头是一个道理。艺术和文化历史都是沉淀下来的结果，不是说我今天学习了我就有文化了。

    现在写生胡同画的很少，也基本没地方写生了。最初画的时候倒是还写生。我画的第一个胡同就是我住的那条，叫北新胡同，前后画了5、6张。现在这条胡同还有，在雍和宫的旁边。原先家门口的石榴树很小，现在早就长满了石榴，原先的院子不是很大，但空间不小，小孩可以在里面跳皮筋什么的，如今屋子建宽了，院子就小了，小孩没法玩了。我们熟悉的卢家三哥和不少新住户还在居住。还是回到“自然”的话题。老胡同有没有修补过的墙壁，它的肌理特别好，把它粉刷后就什么痕迹都没有了，那我画胡同跟我画别的墙壁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取材最多的两年是93-98年，差不多有1万张照片。现在很多胡同都已经找不到了。

    建行报：至今您关注胡同已有十几年，那您是否担忧北京会失去这种“语言”？

    况晗：现在人们都在探讨北京的走向，但我认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纽约是根据城市发展形成的，香港是因为地理环境和商业发展形成的，把北京建成纽约，那还有什么吸引力？这跟画画一样，你在模仿齐白石，再怎样也超不过他，应该从齐白石里“跳”出来。人要有自己的特点，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特点。胡同是北京土根文化的代表，是老百姓的根和魂，没有了这个，北京独有的“古都风貌”就会在简单的学习和模仿中被泯灭了。

    像南锣鼓巷那样开发也很好。我个人认为老百姓要生存和生活，只要是自然的发展，就会留下时代的印记。但对于真正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的人们来说，并不是太希望搬迁的。主要是大杂院的住户希望拆迁。像我当时那种情况，一家子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里，又不是自己的私房，这种情况想拆。我在取材的时候，基本都会问下房子的主人愿不愿意拆迁，只要是私房的，没有一个人回答愿意搬走或拆迁。如果一家人安安静静地住在一套房子里，挺好的。但大杂院人太多，太杂了，其实还是居住环境问题。

    建行报：画铅笔画有怎样的要求？画宽线条铅笔画是否不同于一般的铅笔画？

    况晗：画铅笔画对湿度的要求很苛刻，一般30%-50%的湿度是最好的。太潮湿画不上去，即便在北京7月-9月这三个月也没法画，所以我回江西老家的话根本画不了。湿度一旦超过60%，画纸犯潮后会起毛，铅笔往上画无异于用刀子划，一画就是一个口子。10月份的季节最好，暖气来了以后又太干了。冬天画的话要两个加湿器同时开着，本来是HB的笔可以当成4B的笔去画，但4B的笔根本没法画了。由于我画的是宽线条铅笔画，对铅笔芯的要求很高，所以现在主要用德国的铅笔，康伊努、哈达姆斯。开始时不是这个笔，就是中华木工铅笔，也就是和2H型号的硬差不多。还有速写铅笔，软一些就是和HB的硬差不多。很黑的地方要画无数遍，有点像国画的渲染。一幅画如果画了一半，湿度不合适了也只能这么放着不能再画，一旦纸破了就前功尽弃了；再有，本来是同一根笔，力度也差不多，但不同湿度出来的两个颜色完全不一样。这不像油画，油画随便怎么改都行。我画胡同应该是历史性高于艺术性，所以还是追求还原原貌为主。

    建行报：关注铅笔画的人是否多？您是否会坚持画下去？

    况晗：关注铅笔画的人应该非常多，其实每个画家都画铅笔画，画素描。我只不过是把铅笔画当成作品去画了，其他人则是把它当成练习。我几次参加全国美展，都是以插图的方式去参展，这个系列在“其他”里。铅笔画将来会发展成怎样，我不敢下定论。但铅笔画朴实的特点是其它画种无法可比的。今年我去上海世博会，专门去看上海石库门，但说实话上海是个比较彻底的工业化城市，关心老房子的人比较少，加之石库门的历史不如胡同久远，所以还得是历史文化沉淀下来的东西。以前我也用水彩画画过胡同，但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铅笔画画出来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，谁说铅笔画没有颜色，墨还分五色呢，只不过铅笔画是用灰度去掌握色度。它的朴实和胡同实在的生活氛围很契合。如果用水彩去画会有华丽的感觉，这就不是胡同的感觉了。我想我会一直画下去，到画不动为止。我画了20年，没有自己的坚持和外界的肯定，都不可能坚持到现在。而且我自信一直画下去的话，获得的肯定和支持还会更多。

故事·光线的追逐

取材于2001年，作于2008年。   

    这幅画不是一次成功的。之前我扔掉了两张，但其实这张我也不太满意。说到底取材的时候有点着急了，树叶的表现形式不好，因为光线没掌握好。当时是中午，如果我再晚两小时取材，光线就会下移一些，阴影面积不要那么大，效果会好很多。这树下的房子是赵紫阳的，那时他还没有过世。我取材的时候差点被警察抓住，所以你看画里的警察就是正冲我来的。人家不让拍，我就跟警察说我没拍，只是从这里过就看一看。当时还是胶片机，警察就让我赶紧走了。后来赵紫阳搬走的时候，我去看了一眼更破落了。光线的好坏并不绝对，也分地方。像南北锣鼓巷那个地方，我早上去了一次，下午去了一次，怎么看都不对，其实就是中午那个地方最好。光线在房顶上落下，照着房檐的茅草和坑洼，感觉特别好。这幅画里，叶子好像被风吹的摇曳了起来，但我也加工了，树本身没这么茂盛，有点稀拉。我就给它把空填上了。

口述：况晗／文字整理：张小雅

历史

2010年11月的富强胡同6号。余江灏／摄   

 ■　陆原

    富强胡同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以北，明朝属保大坊管界，清朝属镶白旗辖区。

    富强胡同在明朝称为中街，中街的东边是礼仪房，南边是奶子府，西边是中府草场，北边是东厂。礼仪房是由太监掌管的为皇家服务的机构，负责为皇子办理婚配，为皇女选择驸马，还要为皇家的子女选择奶妈，这些奶妈在皇家子女出生以前就住在奶子府里。天启皇帝的奶妈客氏，就是出自奶子府的一个恶名昭著的奶妈。客氏本是定兴县百姓侯二之妻，生了一个儿子侯国兴以后，来到京城做了天启皇帝幼时的奶妈。天启皇帝的童年很孤寂，又在十五岁时死了母亲，十六岁时死了父亲，因此对自幼朝夕相伴的奶妈客氏产生了依恋情结。天启皇帝即位以后，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，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和弟弟客光先也被授予锦衣卫千户官职。客氏住进了太妃才有资格居住的咸安宫，她伙同太监魏忠贤疯狂地迫害异己，就连天启皇帝的妃嫔也有多人被迫害致死。

    魏忠贤是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无赖，本已娶妻生女，因为逃避赌债当了太监，曾经在西十库看管仓库，后来钻营到为天启皇帝的母亲办理膳食的差事，从而与客氏结识。天启皇帝即位以后，客氏保荐魏忠贤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。秉笔太监的职责是掌管章奏文书，协助皇帝批阅文件，但是魏忠贤并不识字。后来魏忠贤又兼任了总督东厂的官职。东厂官印的印文，原来是篆字雕刻的“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”，当时有人建议，天启皇帝名为朱由校，“校”字应该避讳，魏忠贤却说“真字（楷书）我尚不识，这篆字谁能认得”？结果另铸了新印，将“东厂官校”改为“东厂官旗”。东厂掌管侦探审讯事务，设有监狱，《明史》记述，东厂的侦探横行不法，陷害忠良，杀人无数。民间有私下议论魏忠贤的，都要被东厂捉拿治罪，甚至剥皮割舌。天启皇帝在位七年，于二十三岁时死去，其弟崇祯皇帝即位以后，将客氏押赴浣衣局，乱棍打死焚尸扬灰，魏忠贤也被发配凤阳，中途畏罪自杀，死后又被碎尸并在他的家乡河间府悬首示众。

    到了清朝，中街改称为关东店胡同，西边的中府草场改称为大草厂胡同和小草厂胡同，北边仍称东厂胡同，东边的礼仪房则成为道光皇帝五弟绵愉的惠亲王府。光绪年间，惠亲王府成为绵愉之孙载润的贝勒府。民国时期，曾经将一些称谓不雅的地名依据谐音变更名称，贝勒府门前的街道旧称奶子府，按照住在这里的载润的建议变更为“乃兹府”。1965年整顿地名时，乃兹府又被改称为灯市口西街，关东店胡同也被改称为富强胡同。

作者简介

    况晗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1961年生于江西宜丰，198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，曾荣获首届徐悲鸿奖学金。1988年在母校举办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个人画展：1993年在燕山石化举办个人水彩画展：2002年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，北京云峰画苑举办“ 留住胡同——况晗宽线条铅笔画展”：2005年在北京云峰画苑举办“ 留住胡同－况晗宽线条铅笔画新作展 ”：2008年在北京云峰画苑举办“消失的胡同图书首发式－暨况晗精品展 ” ：2009年 9月在49画廊举办“世外桃源－况晗宽线条铅笔画新作展 ”。

    作品《京都纪事》入选中国美协第十三届新人新作展：《城市变迁》组画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：《人人健身迎奥运》入选第五届全国体育美术作品展；《拆迁之前》入选《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六十周年》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作品奖同时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。

    出版有《留住胡同－况晗宽线条铅笔画作品选》、《消失的胡同－铅笔画中的北京面貌》等书。多次被国家及地方电视或平面媒体报道。多数作品被世界各地美术馆、艺术机构、艺术鉴赏家收藏。

    陆原，58岁。生于北京市东城区明清顺天府旧址旁的交道口，长于西城区元大都海子畔的白米斜街，现居丰台区金中都古城遗址所在地的高楼村。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，北京历史地理专栏作家。在《中国档案报》、《北京青年报》、《北京晚报》、《北京法制晚报》等媒体发表过讲述北京历史地理的专栏稿件数百篇，在中央电视台《走进科学》、北京电视台《这里是北京》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《游游吧》等栏目讲过故事，2008年和铅笔画画家况晗先生合作了图文画册《消失的胡同》。